肖勤，贵州遵义人，一九七六年生。鲁迅文学院第十二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中国作协会员。曾获第十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人民文学奖中篇小说奖、十月文学奖、小说选刊全国年度小说奖、民族文学全国年度小说奖，以及贵州省第一届政府文学奖，贵州省第十四、十五届“五个一工程”奖等。代表作有《暖》《所有的星星都有秘密》《丹砂》《守卫者长诗》等，作品见于《人民文学》《十月》《民族文学》《北京文学》等杂志，多篇小说被《新华文摘》《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等选刊及不同年度选本转载，部分作品被译成英、法、韩、蒙古、哈萨克等文字。根据其小说改编的电影有《小等》《碧血丹砂》。
第一次听说全科医生，是李春鸣告诉我的。李春鸣喜欢笑，一笑起来眉眼间就有春天的味道，许是因为性格深处的善良，从事胃肠道肿瘤病理学研究，同时又分管教学工作的她，多次谈到的话题居然是全科医生。在医学研究越分越细、越分越精的今天，为什么她反其道而行之，对全科医生这么感兴趣呢？
“因为农村看病太难了……”正是雪花纷飞的严冬时节，凛冽寒风中，李春鸣的表情庄肃静穆，我俩站在观山湖边，看着漫天飘飞的雪花，远处是隐约可见、绵延不尽的大山——贵州的山太多，群众出山的路太难，这是全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省份。脱贫攻坚期间，贵州省从生存条件恶劣的石山区和深山区整整搬迁出了一百九十二万贫困群众。而曾经在乡镇工作过十余年的我，亦深知农村缺医生是什么滋味。二〇〇三年初春“非典”疫情来临时，我在乡镇正好分管医疗卫生，所谓分管，其实就一个卫生院，听起来有十来号人，真正具备执业医师资格的只有一位快六十岁的老院长，每天要累到凌晨两三点。
那是一个提心吊胆又充满恐惧的春天，我最担心的事竟然不是“非典”本身，而是怕老院长病倒，因为他是全镇四万多人的“盔甲”。
谈到盔甲，李春鸣拍拍我的手背以示安慰——“我们就是送‘盔甲’的人，几十年了一直是，现在送得更多——我们是全国首批培养农村全科医生的医科大学之一。”
李春鸣极度热爱她的大学，不仅仅是因为它坐落在举世闻名的红色圣地遵义，更因为在中国和建设的历史长河里，这所大学始终是一个特殊的坐标，在群星交辉的天空闪烁着独特而耀眼的光芒。
一九四五年八月，苏军出兵东北，配合中民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军进驻旅顺、大连。此后，在苏军的支持和帮助下，中国党暗中接管了一大批工厂、医院和学校，大连也由此成为我党稳定的战略后方基地。在此期间，黄农受党组织指派到大连就任卫生局局长，以组织接收日伪留在大连的医疗机构，为解放战争筹集急需的药品和医疗器械，同时，党组织要求他抓紧筹建一所医学院校。由于大连当时特殊的环境，黄农党员的身份不便公开，便改名为“王布君”，这个“布”字，也许含有布尔什维克之意，但此时正好暗合他即将开始的任务——布局。
自一九三九年起先后担任新四军三、五支队军医处主任的王布君，内心远比温雅的外表强大，多年的战火历练让他在培养部队一线医务人员、健全医疗卫生组织等方面积累了大量经验。到大连后，王布君迅速组织人力完成了医疗机构清点整理和接收工作，并在党组织的要求下筹建大连医学院。
于是，那年冬天，人们经常看到一辆马车载着忙碌的王布君四处奔走。白天，他在竭力游说社会人士筹资建校；夜深人静或黎明初晓时分，他则忙着计划怎样安全接收党组织和军队派送过来的学员……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日，经过一明一暗两条线的紧张筹备，大连医学院正式以院长王布君的名义发布招生简章。简章中说，“本院以培养医学建设人才为宗旨”，并指明其培养的“官费生”一律要“指定地点服务”，其实暗指为前线培养军医。
当招生简章出现在《大连日报》上时，正是新中国的春天到来前最寒冷的季节，一场场事关中国人民前途命运的战斗正在激烈进行：在山东，华东野战军第一、四、六、七、八纵队正分三队从临沂地区秘密北上，在雨雪严寒中夜行晓宿；在东北，军在杜聿明的指挥下，正集中五个师的兵力第三次向东北联军南满部队发动进攻。
今天，站在辽东半岛，我们看到天空蔚蓝、大海广阔、现世安稳、天地辽远。可当年在炮火硝烟中诞生的这所红色医学院校，只不过是茫茫大海中的一叶小舟，难以想象它是如何以泰然之心、微薄之力，掌一缕星火而助燎原。
流淌着红色血脉的大连医学院，注定从一出生就担负重要使命。无论是解放战争，还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以及三线建设期间，它的成长和付出都与共和国的建设史紧密相连。
新中国成立之初，时任大连医学院院长的沈其震四方奔走，动员一大批专家学者到大连医学院任教，为新中国留下了一批教育和科研的珍贵火种，也为大连医学院的发展夯实了四梁八柱。
沈其震是中国人民军队和新中国医药卫生事业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亦是中国医学科学院首任院长。出身书香门第的他自幼熟读四书五经，有儒雅之风，更具蓬勃的。他的一生颇具传奇——先是在天津法租界开办诊所，为党提供地下联络服务，后又随叶挺到武汉，在汉口加入了刚成立不久的新四军并担任军医处处长。
为确保专家顺利进入东北，沈其震和弟弟沈其益精心组织、缜密安排。沈其益是我国知名的植物病理学家，他带着专家学者分批绕道香港、天津或朝鲜，再经海路秘密到达大连。这批专家中有中国微生物学奠基人魏曦、中国人类古生物学奠基人吴汝康、中国药理学奠基人张毅……他们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明珠，点亮了这座滨海之城，也点亮了新中国的科研教学之光，大连医学院成了新中国聚集高端医学教学科研人才的高地之一。
抗美援朝期间，美军用飞机在朝鲜撒下大量带病菌的昆虫。志愿军第四十二军第三七五团战士李广福最早发现这一阴谋，他在金谷里雪地发现大量苍蝇、跳蚤、蜘蛛等昆虫，散布的面积长约二百米、宽约一百米，但当时的严寒天气完全不适于昆虫生存。面对蹊跷诡异的情况，中央卫生部迅速组成调查团奔赴朝鲜和中国东北，大连医学院的魏曦、何琦二人随团赴一线开展昆虫标本培养化验和防疫指导等工作。魏曦担任了最危险的检验队队长一职，为了寻找美国实施细菌战的证据，他夜以继日地工作，最终在美军投掷的细菌武器中分离出鼠疫和霍乱菌，以科学依据向全世界揭露了侵略者的罪行。这些调查结果作为确凿证据，发表在以英国李约瑟博士为首的由国际著名科学家组成的科学委员会调查团关于美国在朝鲜和中国进行细菌战的事实的调查报告上。魏曦、何琦二人因此荣获朝鲜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
在遵义医科大学，我看到了魏曦一九五六年参加中南海宴请时与主席的合影。照片中的魏曦眉眼敦厚，笑意如清晨澈净的阳光般温和安然，那是破黑暗以曦光、扬正义于四海的微笑，更是身为医者的温暖和担当。
时光如潮水滚滚向前，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好人好马上三线”，中国一大批钢铁、国防、机械、能源等工厂纷纷迁往西部地区。一九六九年，为支持三线建设，改变中国西南地区缺医少药的现状，党中央、国务院研究决定大连医学院举校南迁。
这是一次载入中国医学史册的壮举——没有浪漫的诗句，只有毅然的别离。一九六九年五月，大连医学院所有教职员工及其家属、学生近三千人踏上铁道部特批的大连医学院南迁专列，经过三天三夜的漫长旅程，终于抵达近三千公里之外的大西南腹地——遵义。随迁物资包括学院本部所有能带走的档案文献资料、教材、家具，也包括了附属医院四百多张病床规模的相关设备、仪器、药品，还有实验室的瓶瓶罐罐。
“叮叮当当装了一百多节火车皮。”李春鸣感慨地说，“连附院病房的输液架子都搬了过来。想想那一代人付出了多少啊，我们再奉献也不及他们万分之一，所以说这所学校是有精神内核、有灵魂的。”
六十多岁的李小薇至今还记得幼时漫长的旅途。这是一位恬静优雅的女医生，她说一个人要想心电图上有最美的线条，就要有最豁达的心态和最淡定的心情。
当年父母说要南迁时，年幼的她并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突然有一天，父母开始忙碌地收拾家中衣物和书籍。小学四年级的李小薇这才感到了实实在在的离愁。
“火车开得很慢，走着走着景色就变了，从一眼望不到边的原野到一眼望不到边的山。山很大，大得让人感觉出不了气；山很挤，像是要挤到鼻子前面来。田野上的人穿着打扮也都很奇怪，我从没见过，他们身上披着棕色的大伞一样的东西，后来我知道那个就是柳宗元诗里说的蓑衣——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他们吃辣椒，很红很细那种，像火苗，看一眼都感觉嗓子眼会冒烟。我觉得我一辈子都不可能吃它，我想回家。”
但是李小薇后来学会了吃辣椒，也没有回大连。作为一名心电图医生，她和许多大医人及大医人的子女、学生一样，选择留在了遵义，将根深深扎在贵州高原，让自己的心与这片土地一起感受奋斗的喜悦和的跳跃，一起筚路蓝缕，一起历经春夏秋冬。
一九六九年七月，辽宁、贵州两省完成南迁交接工作，大连医学院更名为遵义医学院，但纯朴的遵义人民一直称它为“大连医学院”，把当年医院门前的街道取名“大连路”。老区人民用这样一种平凡朴素的方式，拥抱和珍爱这所千里迁徙而来的大学。
大连医学院的南迁对当时的贵州影响巨大，它引领贵州乃至整个西南地区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迈上了一个新台阶——整个学院副教授以上职称人数达一百零二人，比此前贵州省高校的高级职称人数总和还要多出一人！
到遵义后，老区缺医少药的现状震撼了大连医学院的师生。老师们迅速带领学生组成医疗小分队，下到农村开展巡回医疗。一大批顶尖级的大学教授和医学专家干起了赤脚医生的活儿，他们背着背筐，在悬崖上互为藤蔓和支撑，吃力地向上攀爬……
“一边坐诊治病救人，一边到乡村搞巡回医疗。那时候贵州急腹症病人特别多，大医来了后，将死亡率从百分之四降到百分之一点一，这项专业成果在全国都出了名，还受原卫生部委托主持了全国急腹症。大医人在农村教基层医生做阑尾手术、掌握农村四十种常见病防治，还教授农村水源调查、粪便管理和疾病调查统计方法……其实我们学校从那时候起就开始全科医生培养了。”校史馆的付延功副教授告诉我。
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坐在我面前，阳光映在她脸上，笼上了一层金色的微光。她的装束十分平凡，像小县城里去往菜场买葱蒜豆腐的普通老太太。如果不是她言谈中不断冒出流利的英语和俄语，我几乎不敢相信，她一九九四年就去美国佛罗里达大学医学中心留过学，后来毅然放弃留美，回归遵义。她就是生物化学教授钱民章，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曾参加过国家863计划、“七五”攻关课题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课题研究。
她说：“当年三线建设，大连医学院说来就来了。到了遵义后，这里又是老区，讲奉献讲担当，红色学校传统加上老区历史，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人，脑袋里装的一定不是享受、更不是小我。在贵州要培养一个优秀的医学生太难了，要是出一个就跑一个，老百姓怎么办？”
一九七〇年年底，一场巨大的灾难如乌云般无声袭来，由于卫生、饮水条件问题和超负荷运转，学院陡然暴发肝炎，师生患病人数高峰期多达五百多人，这对一个拥有众多泰斗级专家的医学院校来说，简直是匪夷所思。第二年，一场更诡异罕见的传染病再次席卷学院，越来越多的师生得了“怪病”，症状各不相同，一时间人心惶惶，最后该病被命名为“多发性脑脊髓神经根炎”。这场病不到半年便席卷了整个学院和附属医院，患病人数近七百人。一时间，肝炎加上神经炎，教职员工倒了三分之二，学生倒了一半。
严重的疫情引起了原卫生部的高度重视，在多方指导和关心下，部分患病职工获批返回故乡大连治疗。之后，大连复办医学院，一大批教授相继返回大连支持新院建设，史称“北调”。
人才是一所大学的根本。在这紧要关头，著名外科专家陈荣殿、著名生物学家伍律等二十多名教授决定留驻遵义。他们大都参加过巡回医疗，到过遵义的许多贫困山。
